【文/观察者网 严珊珊】现代人心理成熟的年龄不断推迟，父母健在的情况下，很多人三四十岁也可以做“小孩”，但有些人，被命运早早剥夺了这一机会。在中国，经历父母早逝的年轻人远比想象中多——约占中国年轻群体的3.4%-11%，有上千万人。
避谈哀伤和认为丧亲会给社交带来负面影响的社会文化，让这一群体显得更为隐秘。健在的父母一方往往告诉他们，要先隐藏丧亲的事实，以免在学校和婚恋市场被看轻了。
“这些说法都是将一段无法选择的生命经历，转化为对个人能力与人格的负面预设。”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后、《与哀伤共处》作者李昀鋆告诉观察者网，“我完全理解婚恋中存在现实考虑，这是每个人自主选择的权利。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诚实地看到，当社会不断强化一种‘理想家庭模板’，并将不符合模板的人自动边缘化时，这已不只是选择，而是一种制度化的歧视与社会排除。”
李昀鋆的母亲11年前因中风突然离世，让90后的她感觉人生被劈成了两段。此后，她无法走出哀伤，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不正常”，为什么过了这么久还在痛苦。直至她下定决心开始做丧亲研究，一封恳切真诚的访谈招募信通过公众号发布后，共收到191位丧亲者填写的研究报名表。她意识到，原来，不止她一人与哀伤共处，放不下的哀伤，恰恰是子女对父母剪不断的爱。
李昀鋆博士论文招募的朋友圈邀请 受访者供图（下同）
通过历时13个月的田野调查，和44位受访对象的深度交流，以及充满不易的出版接洽，在博士论文完成四年半后，《与哀伤共处》一书于3月面世。
李昀鋆在研究中发现，年轻子女“隐藏哀伤”，并非只考虑了内在感受。很多丧亲者回忆起与离世父母一方的最后一面，都是反复讲述自己在丧礼事宜上的冷静——家人要么懵了，要么在哭，总有一个人得站出来冷静处理吧。他们被堵住的哀伤，往往在丧礼结束一段时间后如潮水般涌来。
更普遍的是，在哀伤经验中，还有愧疚、内疚或自责的情绪，每个人都会找一个“责任方”，去试图理解为什么自己的父/母会离世。有人将原因归咎于自己父母关系不好的亲属、同事，觉得是他们让自己的父母积郁成疾；有人认为医院可能救治不当，在父母一方去世后仍去询问学医的朋友当时的情况下有没有更好的解法。
此外，也有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男性会从社会结构角度去分析父母一方的离世，他们把父母耽误救治解读为“不仅是家庭的困难，也是思想上的贫穷”，“你没有那个资源，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无能为力”。最后他们的体会是要奋斗，要接受这个社会规则，“愤怒啥的是傻是天真”。
研究还发现，袒露哀伤具有性别差异，绝大多数年轻女性都希望伴侣能够理解她们的哀伤，但几乎所有受访的年轻男性都表示，他们并不需要伴侣在哀伤层面与他们感同身受，希望给另一半带去的是新生活。
李昀鋆告诉观察者网，虽然大多数人为了避免触动丧亲者的哀伤而选择不打扰，但其实丧亲者是渴望被关心的，只不过他们想听到的不是让他们节制哀伤的“节哀顺变”。
李昀鋆给研究参与者发的春节关心，以及研究参与者给其节日问候的回复
她提到，在临终关怀中，专业工作者鼓励推动所谓的“四道人生”——道谢、道爱、道歉、道别。因为唯有在关系真正走向完成与释怀时，生者与逝者才能真正地各自“安息”。
“大多数中国年轻子女实际上还经历着另一重隐性的压力，那就是独生子女的特殊性……在经历父母死亡和承担家庭责任重担这类沉重的人生课题时，他们不得不孤独地面对这一切……没有人跟你商量，没有人跟你有一样的感受。”
《与哀伤共处》作者李昀鋆
以下为对话实录：
观察者网：昀鋆好，您提到访谈前曾怀疑这项研究是否有意义，后来是什么让您坚定要完成这项研究的呢？
李昀鋆：我从没怀疑过“要不要做”，只是时常怀疑“做了会不会有用”，毕竟在学术界，存在很多我们自己都觉得“没啥用”的“学术垃圾”（笑），但我太想知道“哀伤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对我来说真正难的，不是完成研究，而是书的出版。严格来说，博士论文完成了，“多走一公里”完全可以放弃，一开始也确实找不到出版渠道，甚至敲下出版的事情后，都有整整一年没进展，我都不敢跟朋友说出书这件事，怕有变数。让我继续往前走的，是一路上遇到的许多温暖的回应。比如某位研究对象一直把出版计划放在心上，是她牵线，才让这本书有了出版可能，还有受访对象把我们多年聊天记录全部保存下来，给我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出版社的同事们也一直鼓励我，给我这个不愿意“走到台前”的I人打气。
这段时间，我收到了很多邮件，读者很用心地去我们社工系的官网找到我的电子邮箱，给我写信说他们和离世的父/母的故事。有些信很长，很细腻地讲述他们如何一路走到今天，也有不少人表达共鸣和感谢，甚至愿意提供联系方式，希望能参与到未来的研究中，我一一回信了。我们最初的期待达成了，就是希望让更多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感受到，他们不是一个人，他们的哀伤并不是不正常的。我感觉这个目标的实现情况很好耶。
有一位还提到，TA听到一些年纪更长的丧偶者，其实也依然会“追问答案”、仍然不能理解“为什么死亡会发生”。我觉得这是很珍贵的反馈，也让我相信哀伤的经验其实有很多共通之处，只是我们以往太少关注了，所以没有那些珍贵的故事。
让李昀鋆印象深刻的读者评论
观察者网：这本书存在不少学术概念和统计表格，您考虑过减少学术表达吗？会不会担心它们降低读者的阅读兴趣？
李昀鋆：我在出版社的建议下删掉了原博士论文的前四章，超过8万字，最后重写了一个18000字的序言，所以其实我已经很努力地在减少学术表达了（笑）。关于每一章的结构，尤其是每一个小点，我都画了图表来总结，这其实是我博士导师的建议，为了让读者脑海中有一张“地图”，不至于迷路。我觉得保留这些设计是有帮助的。
当然我也承认，我的语言表达未必是最“文艺”或最“通俗”的。一方面是因为这本书的原型本来就是博士论文，另一方面我确实不是专业的作家。在豆瓣看到很多评论之后，我其实也感觉很愧疚，我是超级敏感型人格，所以在语言上可能不算是读者心中最理想的那一种表达方式。
观察者网：您提到丧亲身份在婚恋市场被当作劣势，丧亲者家人会让他们别主动透露家庭情况，还有相亲要求 “父母双全”，书中将此视为 “污名化” 。不过，也有人认为，在一线城市打拼的独生子女需面对经济压力、双职工家庭还需面对育儿压力，婚恋考虑这些现实因素并非是对丧亲者的 “歧视”，您怎么看？
李昀鋆：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也揭示了哀伤经验不只是一种情感历程，更牵涉到身份、社会结构与制度性不平等。我在书中所说的“污名化”，其实并不是简单地指人们在婚恋时出于现实考虑，而是指出当丧亲者因其经历而被预设为“有问题”“有风险”“缺乏支撑”时，这种预设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标签化与排斥。污名的伤害在于，人是因为无法改变的生命经历，在起点就被否定了。
确实，在中国当下的婚恋语境中，“父母是否健在”常被视为现实层面的考虑，比如是否有长辈帮忙带孩子、是否能共同支撑房贷、是否有稳定的家庭后盾等。这些讨论，从表面看是理性的安排，但当这种“合理化”进一步演变为对丧亲者的排斥与怀疑时，就会变成一种制度性偏见。
比如，“他妈妈去世了，所以婚后肯定情绪不稳定”“她是单亲家庭，不太会处理关系”“这种背景的人可能有心理问题”，这些说法都是将一段无法选择的生命经历转化为对个人能力与人格的负面预设，这正是污名化的典型机制。“六个钱包”与双职工育儿压力确实是当下家庭结构下的真实压力，而正因为这样，社会更倾向于将“风险转嫁”给弱势者——其中包括失去父母的独生子女。
也就是说，因为大家都在焦虑未来的“支持系统”，所以反而会将丧亲者视为“不够稳定”“缺少家庭资源”的一群人，甚至鼓励他们在相亲中“不要主动透露家庭情况”。这种让丧亲者自我隐形、主动规避污名的社会氛围，其实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结构性排斥。
其实，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想下，当越来越多人要为四位长辈的养老与照顾承担沉重压力时，丧亲者反而在这方面没有太多负担。那么，从某个现实资源的角度来看，他们也可以被视为是“更能独立生活、更有没有照顾负担”的一群人，不是吗？
我完全理解婚恋中存在现实考虑，这是每个人自主选择的权利。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诚实地看到，当社会不断强化一种“理想家庭模板”，并将不符合模板的人自动边缘化时，这已不只是选择，而是一种制度化的歧视与社会排除。
所以我觉得，我们当然可以承认婚恋市场有现实层面的考虑，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有社会学与伦理的视角，去质疑这些看似“合理”的标准背后，是不是在无形中伤害了某些原本就已经很脆弱的人。一个真正成熟的社会，不应该让一个因为经历过丧亲而更加敏感、坚强的人，在婚恋市场上变成“必须隐藏身份”的存在。
李昀鋆把“时间不会疗愈”（Time won't work）刻在了iPad上。
观察者网：葬礼对生者接受亲友死亡、宣泄悲伤意义重大，有仪式感的告别很重要，但如今不少地方殡仪馆告别仪式像赶场，时间固定、花圈重复利用、工作人员还催促。有没有受访者和您分享过这类经历与不适？您怎么看待这种缺乏温度的告别仪式？
李昀鋆：从我当时的访谈里，关于这一部分的资料并不多。就我自己的看法来说，如果那个“最后的告别”进行得太快、太机械，家属还在哀伤的情绪中，逝者已经被“拉走换场”，这种匆忙会让很多人留下深深的遗憾，甚至觉得自己的亲人没有被好好告别，也没有被足够尊重。
我自己有这样的体会。母亲去世那天，医院动作很快，护工来得很快、太平间安排很快、火化程序也很快。我甚至还没好好和妈妈“独处”一段时间，她就被推走了。那种“没有来得及好好说再见”的感觉，至今都在我身体里留着。
我认为，葬礼和告别仪式的意义并不只是“办完一件事”，它其实是给生者一个慢下来、安放情绪、认知“TA真的离开了”的机会。如果这个过程太匆忙，我们就可能错过了悲伤的第一站，也错过了和逝者好好道别的机会。而且在我们之后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都可能是在脑子里翻滚，回想当时丧礼上哪些事情做得不够好，没有给到逝者应有的尊重。
所以我真心希望，未来我们的制度与服务设计能为丧亲者留出更多“慢下来”的空间。不是所有的爱都能在限定的几分钟里说完；不是所有的道别都能被压缩进一场高效的仪式里。让告别拥有温度，是对逝者的尊重，更是对生者哀伤的一种深刻回应。
观察者网：在书中，您坦诚分享了母亲离世后，父亲在未告知您的情况下很快开始相亲，这给您带来了巨大痛苦，您也为母亲感到命运不公，相信这是段很艰难的经历。后来您有和父亲聊过内心的感受吗？当他了解到您这项关于哀伤的研究后，有没有表达过什么想法？叔叔是否读过您这本《与哀伤共处》？
李昀鋆：好问题，这也是我一直在内心反复拉扯的问题。我其实一直尝试和父亲沟通，和我哥一起。但我们的父亲，可能就像很多他那一代的长辈一样，从来不习惯谈情绪、不知道怎么表达感受。即使我们很努力想要靠近，他还是始终不愿意“分享”，这让我很困惑，也让我有一种很深的感受——我怎么努力，都走不进他心里去。
但从他有限的回应中，我也多少能感受到他的想法——在他所生活的环境里，丧偶的男人“应该”要再找一个伴侣。其实我的父亲是第二次丧偶，我哥哥11岁时，他的亲生母亲病故，后来我爸爸遇到了我妈妈。
我爸爸会说，他还有很多年要活，希望有个人陪伴、照顾他。其实一年前我已经说服自己接受了阿姨的存在，我们也见了阿姨，我第一次知道父亲喜欢的人是什么样，给了我很大的冲击。
至于我父亲怎么看我做的这个研究，我在博士快答辩的时候，才跟他说我研究的是哀伤，他当时的回应是：“三百六十五行，行行出状元，这个领域也是需要人做的。”我当时很想苦笑，因为我想听到的，其实是他在看见我的痛苦后给一句宽慰，比如“你因为妈妈的去世受了很大的影响”，但我没有听到。
这本书快出版时，我又把链接发在家庭微信群里，说这是我博士论文出版了，是我献给妈妈的，我爸和我哥连一句话都没回应。后来我和爸爸通电话，他只问我书多少钱、几页，说实话，我当时听到真的有点生气，就用“不知道”搪塞过去了。后来，我还是决定寄一本书给他。他说了一句让我没想到的话：“看到这44位年轻人，我觉得很心疼。”我没勇气接着问：“那我呢？”
今年4月我回了一趟家，想跟他好好聊聊，阿姨表现得热络，主动跟我们沟通，而我爸爸一直坐在离我很远的地方，我们聊天他也不怎么参与，也不会回应我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能下一次会试试在电话里讲。
李昀鋆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后发的朋友圈，她用母亲离开她的天数做主图
观察者网：中国香港电影《破·地狱》探讨了生死议题与家庭关系，您看过这部电影吗？
李昀鋆：看了，这部电影上映时在香港非常受关注，如果不看，就会在许多对话里out了。说实话，可能因为我的期待被拉得太高，看完之后反而会有一些想吐槽的部分，特别是片中那位父亲角色（许冠文 饰），他或许非常真实，正是我们华人家庭中常见的那种“死都不说好话”的父亲、不擅表达爱的父亲。但也正因为真实，让人看得有点“气”，明明可以在生前开口说出来的话，他偏偏不说，等到死后还要透过一封信、透过第三方来转达和解。
这种设定让我忍不住从心理学或家庭治疗的角度想吐槽——这明明是父女之间的关系与伤口，为什么总是需要把第三方拉进来？为什么宁可绕一大圈，也不愿意“好好说一句话”？其实在临终关怀中，专业工作者会非常鼓励推动所谓的“四道人生”——道谢、道爱、道歉、道别。因为唯有在关系真正走向完成与释怀时，生者与逝者才能真正地各自“安息”。
但电影也有打动我的地方，最让我感动的一幕是葬礼经纪人魏道生（黄子华饰）学习如何处理遗体那一段，我哭得很夸张。他虔诚地学习帮逝者擦拭身体、化妆、换衣服，让那些逝者非常有尊严地得到照顾。我还记得有一个逝者是婆婆，她生前戴着眼镜，魏道生帮她整理完遗容之后，也把她生前戴的那副眼镜放进了棺木。
在此之前我根本没有意识到，一个死者原来可以得到这样有尊严的照顾。有的人潜意识觉得遗体“晦气”“恐怖”，但当遭遇亲友离世时，你的感受会完全不同。我也很喜欢韩剧《照明商店》里的一幕，刚学习入殓的女生听到遗体发出声音惊慌失措，她的师傅解释那是故人身体里大量气体泄出的声音，“不是尸体，是故人，即使死了依然是人。”
观察者网：您提到在朋友丧亲时，不要说“节哀顺变”，这种话看似是安慰，其实是评判、堵住丧亲者的哀伤。据您研究，丧亲者希望朋友关心其哀伤吗？他们更能接受怎样的表达方式？
李昀鋆：丧亲者其实是希望得到关心的，他们真正害怕的，不是别人提起哀伤，而是身边的人好像“无所谓”，仿佛他们失去的亲人不值得被记得。他们不是害怕被“打扰”，而是希望那份打扰是温柔、体贴、没有评判的。
不少受访者都提到，他们很希望朋友能关心自己，但不知道怎么开口，也害怕让对方尴尬、被当作“太脆弱”。比如有一位告诉我，她希望的方式是不用当众，而是一对一，比如约她吃饭，问她怎么样，关心她。所以，只要给予足够的尊重和空间，很多人都愿意谈。
我的建议是可以给他们发具体的、生活化的问候，比如“最近睡得好吗？”“要不要一起出去走走，去看场电影？”，这些问候没有情绪压迫，也没有催促他们“振作”，更容易让他们愿意回应。
不说话的陪伴也很有力量。尽量出席葬礼，哪怕什么也没说，只是坐着，这种“无声的在场”是一种更深的支持。在重要纪念日“记得TA”，比如在忌日、父亲节、母亲节这些特别的日子发一条信息。在我们还缺少关于哀伤的语言时，或许可以多用一些“非语言”的表达方式，从倾听、记得、陪伴这些温柔的行动开始。
观察者网：您在书中提到社会层面应该增加疗愈资源，能否举例说说，丧亲者特别希望获得什么帮助？
李昀鋆：根据我的观察，尽管哀伤辅导尚未成为主流服务，但上海和香港已有一些针对公众的积极尝试。比如在香港，有数家专门提供哀伤辅导的非政府机构，他们不仅提供个别辅导、哀伤支援小组、同路人网络，还举办公开讲座与哀伤教育活动，服务都由受过哀伤辅导训练的社工或辅导员主理。这些资源很容易搜到，且申请门槛低，多数为免费服务。
还有医疗—社区的哀伤跟进也很重要，比如，接受临终关怀的病人过世后的一段时间内，医院社工或合作机构的义工会主动致电或寄信给家属，关心其情绪状况。这种主动式介入对丧亲者极其重要，因为最痛的时刻，往往就是最说不出口的时刻，这时候的一通电话可能就是一个人被世界重新接住的起点。而这类服务通常都是以由基金会或者政府向非营利组织购买服务的形式来进行的。
另外，香港的医院与殡仪馆现在也会主动提供哀伤支援机构的宣传单和信息。最后，学校的哀伤教育很重要。香港已经开始在中小学推动生死教育，将死亡与丧亲议题以适龄方式带入课堂，但这样的例子不多。这些教育，可以让听者至少知道，哀伤不是“错”，丧亲可以被说出来，也可以提升学生的同理心，减少丧亲学生遭受孤立的情况。
《与哀伤共处》，李昀鋆著，2025年3月，广东人民出版社